研究階段
自1921年安特生對仰韶文化遺址開展考古調查和研究開始，到2000年，經過80年仰韶文化考古研究，安特生（瑞典人）、李濟、梁思永、尹達（又名劉耀）、夏鼐、蘇秉琦、安志敏、石興邦、余柱臣、吳汝祚、楊建芳、趙學謙、張彥煌、謝端據、任式楠、邵望平、吳耀利、王仁湘、朱乃誠、陳星燦、趙春青、張忠培、李仰松、嚴文明、趙輝、宋兆麟、許順湛、安金槐、李友謀、李紹連、楊肇清、丁清賢、李昌韜、郭引強、張松林、鞏啟明、魏京武、楊亞長、王志俊、張學正、張朋川、朗樹德、唐云明、田廣金、田建文、田昌五、張之恒、曾驥、張光直（美國人）等幾代學者的努力，已調查發現遺址5000多處，試掘或發掘過的遺址200多處，揭露面積19.4萬平方米。積累了大量科學資料，已發表或出版調查發掘簡報、報告200多篇，各類研究文章500多篇。其成績在新石器時代考古文化研究中，尤為突出。
從1921年起，共80年仰韶文化的研究大致可分為五個階段：
1921~1931年為仰韶文化研究的調查發現階段。這一時期為中國近代考古學誕生時期。作為仰韶文化開始發現和初步研究時期，中外學者在田野調查和發掘中，取得了許多成功經驗，為后來研究奠定了基礎，但也出現了一些彎路和失誤。在工作中人力和經費有國外的成分參與。安特生對仰韶文化性質的判定，即對中國石器時代的確立，其研究否定了中國無石器時代的論調，這是對中國考古學研究的一大貢獻。但安特生受時代局限，提出了仰韶彩陶西來說的假說，從而得出了中國文化西來說的錯誤結論。
1931~1937年為仰韶文化研究的初步發展階段。形成仰韶文化與龍山文化在黃河流域東西部二元對立學說，梁思永的論文《小屯龍山與仰韶》成為這一學說的代表作，這個完整的學說體系被中國學術界廣泛接受，一直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，豫西廟底溝遺址發掘后，認識到其錯誤，才逐漸被人們所摒棄。
1937~1949年為仰韶文化研究的緩慢進展階段。1937年，爆發日本侵華戰爭，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等考古機構南遷，考古發掘活動衰落。1945年后的國內戰爭，也對考古研究帶來了影響，田野考古基本停頓。這一時期的仰韶文化考古調查發掘主要集中在陜甘青地區。 [17]
1949~1971年為仰韶文化研究的蓬勃發展階段。
1971~2000年為仰韶文化研究的豐碩成果階段。這一階段內全國普查出仰韶文化遺址5013處，發掘遺址144處，遺址有姜寨遺址、史家遺址、大河村遺址、下王崗遺址、大地灣遺址、西山遺址、八里崗遺址、零口遺址等。仰韶文化作為發現遺址多的新石器時代考古文化，出土了豐富的發掘資料，為研究打下了堅實基礎。仰韶文化的研究，不論是綜合研究，還是專題研究，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果。 [19]
遺址發掘
仰韶村遺址被發現后，先后經過1921年、1951年、1980年共三次發掘，其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和石器等，在國際上引起了轟動。在發掘之后，依據考古慣例，該文化被命名為“仰韶文化”。1957年1月，仰韶村文化遺址被公布為澠池縣文物古跡保護單位。1961年3月4日，國務院公布仰韶村文化遺址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。仰韶村遺址成為中外史學界、考古界向往的“文化圣地”。仰韶文化遺址的發現作為20世紀中國考古100件大事之一，列入河南十大考古發現之中。
仰韶村遺址，從1921年發現后，先后共進行了三次發掘。
1921年10月27日開始發掘，12月1日結束，歷時36天。發掘由安特生和地質學者袁復禮主持，地質調查所采集員劉長山、陳德廣、白萬玉、姚某、張某（后二人佚名）5人參與，加拿大骨骼研究專家步達生（D·black）博士和奧地利生物學名譽技師師丹斯基（O·Zdansky）博士也參與了后期工作。發掘者在暴露灰層及遺物較多的東西溝和路溝斷崖處開發掘點，沿著這些沖溝發掘了17個地點。由于當時已是冬季，為趕時間，在工地上搭了帆布篷，點著汽燈、馬燈，夜以繼日工作。遺址的發掘收獲相當豐富，發現大量的文化堆灰層和袋形灰坑，獲得了一批磨制石器、骨器、蚌器和大量陶器。這些器物分裝為11箱，用火車運送到北京。以后，又經中國政府同意，將部分器物運到瑞典，建立了遠東古物博物館。剛從美國歸來的學者袁復禮在仰韶村遺址的發掘中起到了核心作用，不僅對遺址進行全面測量（按照1：2000和5厘米等高線繪制了仰韶村遺址地形圖和仰韶村南部等高線圖——這是中國考古史上的等高線圖），還負擔和當局的交涉工作。發掘仰韶村遺址的同時，安特生等還在仰韶村西邊的不召寨村進行了小規模試掘，并發掘了楊河村、西莊村等史前遺址。
安特生回到北京后，開始了系統的研究。從仰韶村探溝的剖面上，發現是遠古人類居住過的遺跡。又結合運回的各類器物，初步認為仰韶村遺址是一個遠古文化，即仰韶文化的連續堆積。按照當時國際上考古學慣例，將其命名為“仰韶文化”。
安特生在在仰韶村發掘中，貢獻非常之大。使用手鏟、毛刷、鐵鉤、皮尺、卷尺等由美國帶來的發掘工具，在當時先進的考古工具，后來成為中國現代考古發掘仍主要使用的傳統工具。采用的開挖探溝了解地層的方法，至今仍在沿用。仰韶村成為中國境內發現的一個史前聚落遺址。發掘中，其按水平層位記錄遺址的方法，打亂了自然堆積所形成的層位，忽略了文化層中遺跡、遺物復雜的疊壓和打破關系，因此安特生得出了錯誤的結論：將仰韶村發現的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（當時尚未證明是一種考古文化）混為一談；關注了仰韶文化的彩陶，將其與中亞的安諾彩陶簡單比較（注意其紋飾差別），認為前者源于后者，從而得出“中國文化西來說”。安特生的這兩個錯誤結論，尤其是后者，長期以來在考古界造成了很壞的影響。
安特生對仰韶村遺址的調查發掘及其研究資料，經過系統整理，撰寫了《中華遠古之文化》（載《地質匯報》第五號第一冊，1923年），成為關于仰韶村遺址的報道，是仰韶村文化遺址的發掘簡報，后由袁復禮譯成中文。安特生后來又在《河南史前史研究》（瑞典遠東博物館館刊第9期，1943年）中，對發掘工作有一些補充說明。
1951年6月28日，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調查團夏鼐、安志敏等4名專家學者到澠池縣對仰韶村遺址進行發掘。發掘從7月2日開始，開挖了一條探溝（20×2米）和一個灰坑，切到了安特生當年所發掘的舊探溝，發現有排型稠密的墓葬9座，出土仰韶紅底黑彩和深紅彩的罐、碗，小口尖底紅陶瓶，灰褐夾沙陶鼎等。同時，在遺址內還發現了龍山式的磨光黑陶、壓印方格紋灰陶、籃紋陶、灰繩紋鬲、帶流陶杯等，文物資料豐富。從地層關系來看，墓葬是在遺址廢棄后才埋進去的，無隨葬品。地層中所含陶片有明顯沖刷痕跡。同時，又在斷崖發掘了10個灰坑，坑壁用草泥土涂抹平整，其中的陶片具有仰韶和龍山兩種文化的因素。在二次發掘中，還對仰韶村附近的下召寨、下城頭和羊河村等文化遺址進行了調查。 [23]
發掘后，提出了遺址存在著“仰韶和龍山的混合文化”的看法。后來研究表明，這個提法也是不正確的，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是不同的文化類型，兩者是上下承接關系，但不存在兩種文化的混合類型。
第三次發掘：
1980年10~11月和1981年3~4月，為探尋仰韶人的居住和生活狀況，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先后派趙會軍、丁清賢等帶隊，分成兩批，先后有4名考古工作者參加，在澠池文化館的配合下，對仰韶村遺址進行了第三次發掘。
發掘是在遺址文化層堆積較厚的臺地展開的，其主體工程在路東的建房區。共開挖探方4個、探溝4條，發掘面積共200余平方米。發現房基4處，窖穴41個，出土陶器、石器、骨器、蚌器613件。
第三次發掘，基本弄清了仰韶村文化遺址屬于仰韶和龍山兩個考古學文化，發現了四個不同發展階段的地層疊壓關系。根據文化堆積層和出土器物等的特征，發掘者將仰韶村遺址分為八層、四期：一期文化陶器以紅陶為主，灰陶較少，陶器紋飾主要是線紋、弦紋和劃紋，種類有小口扁底釜、盆形灶、大口罐、深腹罐、折腹碗、平底敞口碗、斂口缽、器蓋等，屬于仰韶文化的廟底溝類型；二期文化遺存不多，多碎片，紅陶數量減少，灰陶增多，彩繪顏色黑彩少、紅彩多，花紋較簡單，主要器物有圈足鬲、彩陶罐、小口尖底瓶和碗缽等，新出現了陶鼎、陶豆，屬于豫西、晉南和關中東部地區仰韶文化的晚期遺存，屬西王村類型；第三期文化，陶器灰陶增多，紅陶少，器物類型大致同二期，主要紋飾為橫籃紋、堆紋，出現了方格紋，屬于龍山文化的廟底溝二期類型；第四期文化，陶器以砂質灰陶居多，灰陶和黑陶次之，造型規整，陶胎薄，火候高，輪制器物多，紋飾以繩紋為主，陶器中新出現了鬲、深腹鏤空盆等新的器形，屬于龍山文化的三里橋類型。
仰韶村遺址經過三次發掘，獲得資料的證明：遺址包涵了仰韶和龍山兩種文化，它們的關系是承上啟下，相互銜接的。至此，仰韶村遺址內涵得到了準確結論。
仰韶村遺址和研究還存在一些問題：仰韶村遺址雖然是仰韶文化的發現地，但由于仰韶村遺址是不同地層相互疊加，一度引起了仰韶文化概念的混淆；三次發掘后，其內涵基本清楚，但碳14鑒定尚待進行；仰韶村遺址是文化地，但其本身卻不被認為仰韶文化的典型，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。
2014年7月，許昌市文物局組織省、市勘探隊，在配合華豫樽置業廣場項目進行考古勘探中，發現一處面積48227平方米，文化層厚約3米的仰韶文化遺址。
新發現遺址處于許昌市東城區，天寶路與魏武路交叉口附近。經初步勘探，具體位置在華豫樽置業廣場項目西半部（規劃的西大門）、十里廟小區南部及小區以南地塊，緊靠一古河道的河灣分布。距地表深約1～3米，自北至南逐漸加深，掩藏于沖積土層之下。
從勘探出的加沙陶片、繩紋紅陶片等器物標本及土層包含物分析，該遺址應為距今7000～5000年前的仰韶文化遺址，且仰韶文化以后的堆積層明顯。
豫公網安備41122102000165 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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